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孔海丽、实习记者宋宛姿 北京、香港报道
天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山野清幽得有些空寂。转过前方山峰，林玥远远望见了坐落于山间的观音像。
繁茂的枝梢从观音身后伸展开来，铺在清朗的空中，一种久违的静谧让林玥忍不住驻足。
来香港南山尾读港硕之前，林玥就职于一家互联网教育大厂。但过去几年，“大厂人”的职业隐痛，连带着行业低潮，使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，寻找新的出路。在众多选择里，香港以其“高平均薪酬”的工作环境、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了不少前大厂人。
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“优才计划”获批数据，超过一半的申请者来自金融及会计服务、资讯科技及电讯两大行业，前者获批902人，占总获批数的33%，后者共计648人，占总获批数的27%。
纷至沓来的前大厂人想在香港找回内心的安静，无论变成港硕、身份中介还是港险销售，似乎职业生涯还未走到终章。
互联网“下半场”
2021年，在互联网从业三年半后，林玥从“007”的生活出走，辞职来到香港，在就读完教育相关的一年制硕士后，申请签注留在了香港。
就读港硕的一年间，学校坐落山间、毗邻寺庙，林玥的生活也生出了“避世”的面孔。林玥“不再需要想很多事情”，“作业做完就跟朋友遛弯”。用林玥自己的话说，她终于“回归自己”。
林玥的选择并非个例。近几年来，赴港的前大厂人并不少。他们大多被互联网高薪、自由等特质吸引入行，预备着一步步实现个人价值、财富积累。
然而，当时代的车轮一一碾过以往辉煌的行业，付出与获得难成正比，晋升的希望渺茫，互联网大厂人开始寻找其他出路。
但离开容易，“上岸”却难。作为昔日的“最优解”，互联网行业有着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高薪、自由、开放等特质，都对下一份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这时，“没那么累”、“平均薪资更高”的香港给了前大厂人想象的空间，近年香港的人才政策更是为此添上了一把火。
在2022年10月取消“优才计划”年度配额、延长非本地毕业生IANG签证期限后，香港紧接着启动了“高才计划”。截至今年5月底，香港各项人才计划申请者超30万，获批人数达19万，其中不乏互联网从业者的身影。
香港“身份中介”黄依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“香港正积极推动互联网、科技行业的发展”，而南下来港的前大厂人“具备为香港行业发展做贡献的能力”，正是香港“希望吸纳的人才”。
2012年大学毕业的王东旭在过去近十年间辗转多个互联网大厂，从一开始“不太懂”的新手，逐渐成为了“完全适应节奏”的老手。然而，在陪伴整个行业走过完整发展周期后，王东旭猛地发现，自己距离“35岁魔咒”已然不远。在互联网这个快速迭代的行业，总有“后浪”比自己更年轻、更有精力，且成本更低。
不愿被动等待“deadline”，抱着“提前布局”的想法，王东旭开始谋划起自己的退路。“35岁考公现实吗？”“一般公司很难接住大厂员工的工资”，“创业也是九死一生的事”。
这时，曾经的港硕同学抛来橄榄枝，“香港有一些很好的机会，要不考虑考虑？”王东旭这才将目光聚到了香港，详细了解后，发现卖港险“蛮适合自己的”，随即提交了前往香港的签注申请。
2024年5月，王东旭辞职来到了香港，成为了一名全职保险从业者。他坦言，自己“不愿继续‘吃年轻饭’”，而保险“强调人脉”，“年纪越大越吃香”，“工资也没有上限，接得住”。
“分手的决心”
对王东旭而言，“35岁魔咒”并非只是行业传闻，他感受得到后浪正以年为单位迫近。“大厂是比较年轻化的，同事几乎每一年都会换一茬。”
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，不少大厂的“35岁红线”甚至不再隐形，而是显化为招聘的门槛。一位32岁从其他行业刚转型至互联网大厂的求职者说:“好险，我就踩在了这家公司的年龄黄线上，再大一点，就不要我了。”
2018年从广告行业跳槽至互联网的卓溪，也于30岁前后思考起了“去留”的问题。
在互联网大厂从业近五年里，卓溪从最初的“产品经理”转至“品牌营销”，“很自然地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”，都源于对创意类工作本能的喜爱。
然而，当工作内容一再重复，思维的惰性消泯了灵感，成长的步伐逐渐放慢，而前方晋升之路也阻力重重。在30岁的节点，卓溪突然觉得，自己“想离开这种环境”，“寻找新的可能”，也“投入到新的挑战”。
今年4月，卓溪从大厂辞职。正如最初兴趣使然入行互联网，卓溪这次，由兴趣领着走向了人生的下个路口。他想到了大学毕业第一年做导演的日子，以及搁置许久的写作计划，随即投递了“创意写作”相关的港硕申请。
在卓溪看来，港硕地理优势明显、含金量高的同时，也能给予其尝试新行业的敲门砖。更重要的是，持续输出近五年的卓溪，需要一个输入阶段，学习并充盈精神。
相较于走至人生节点、顺势而为的王东旭、卓溪二人，林玥的离职赴港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出走。
从业第一年里，林玥的母亲接受了心脏方面的手术。
手术前几日，在将家中情况反映给主管后，林玥被“简单问了问”、“安慰了一下”、“建议跟家中保持联系”。默默听着的林玥有些语塞，刚到嘴边的“请假”二字硬生生地吞了回去，“毕竟刚工作没多久，主管没提，我就默认不能请假了。”
母亲做手术当天，一头扎进工作的林玥却满心“难受”，“一直在怪自己没有勇气”。待到手术结束，林玥的“愧疚”却远远没有停下，“当时在那个环境下没有意识，事后发现我为什么不请假？凭什么不请假？”
那次的回途过于漫长，“无奈”、“难过”的情绪再次回归，林玥回想过去两年的工作经历。“在外面赚再多的钱，家人出了事也帮不上忙，有什么意义？关键也没赚多少钱，对刚毕业一两年的人来说，每月一两万的确很多，但一些事情面前，一两万解决得了什么呢？”
仔细掂量付出的精力、时间，林玥顿时觉得几年大厂工作下来，“收获与付出不成正比”、“性价比太低了”。
就这样，林玥决心离开大厂，寻找其他出路。
“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的非应届生，如果回山西，除了考公没有太多选择，关键我也不喜欢做重复性的工作。”正当林玥为未来出路绞尽脑汁之时，大学室友的丈夫为林玥开拓了新的思路。“他比我和室友都年长几岁，在香港保险行业”。在大学毕业之初，林玥也曾咨询过其就业意见，“那时他就提议了香港，但当时我还在山西，香港什么的离我太遥远了。”
时过境迁，当林玥再次发问，已是两年大厂人的她再次听到了“香港”这一选项，“我是在上海工作完，才觉得的确可以试试去香港。”
彼时，借着咨询的契机，林玥也从对方口中了解到了香港保险行业的发展。“这么多年，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保险相关的内容，不存在‘套路’我。”
一番对话下来，林玥认定“保险的确适合”，因为保险“不用坐班，想回家就回家。等稳定下来后，可以定期带山西的客户去香港。属于在香港挣钱，回山西花。”
与此同时，林玥想到了未竟的读研理想。“大四那年考研没考上”，而去香港成了林玥等待已久的契机，这意味着“去香港最差的情况是读了研究生，没找到工作”，而“申请港硕也解决了签注问题。”
计算出港硕费用后，林玥认定自己仍需工作一年来攒足存款。2021年6月，林玥毅然决然地与互联网行业作别，并在同年九月顺利踏上了赴港读研的道路。次年香港硕士毕业后，林玥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全职保险从业者。
寻找“最优解”
“工作时间其实比以前长很多。”
不用坐班的林玥终于有了过去期盼已久的“来去自由”，但正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时间，“没有业绩没有收入”的压力同每月6000港币房租的固定支出也令林玥常常“每天工作超过九小时”，“一大早出门，很晚才回来”。
在保险主业之外，林玥还做起了自媒体博主，“探店”、“兼职外卖员”、“逛商场”……每个主题下，林玥边利用自媒体补贴着日常支出，边收获着一个个“精彩”瞬间。
在林玥看来，尽管租住着不大的房屋、“付房租时压力挺大的”、“有时候也的确累”，但在香港，“获得幸福不只是通过住房、车子这些外在的东西，还有太多精神上的。”她说:“精神上的诉求得到满足了，物质相关的反馈就不算什么了。”
抵港后，王东旭也从内地180平方米的房间搬出，与人合租，住进了香港7平方米的房间。王东旭坦言:“的确有落差，但是是自己的选择。希望通过半年的努力，租到更大的房子。”
而合租的经历也令王东旭意外收获了两位仍在上学的学生室友。日常交流的间隙里，从大厂“35岁魔咒”出走的王东旭“挺欣喜”，感觉自己“又年轻了”，“回到了过去的时光”。
当林玥、王东旭二人已经开始谋求一个更加稳定的港漂生活时，卓溪仍在等待港硕的面试邮件。卓溪清楚，辞职的时候已经到了港硕申请的尾声，不一定能等到机会。
卓溪的决定，有支持的声音，也有不看好的声音。但总的来说，“还是觉得是一件好事”，“在没有太大经济压力的时候，有能力做这件事情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越往后，机会可能就越少，大家还是比较向往的。”
在卓溪裸辞过后，不少猎头闻声而动，给他递上了三家头部大厂的offer，由于“工作内容和过去五年很雷同”，“上升的希望依然不大”，卓溪拒绝了到手的offer。
“与其饥不择食地跳槽找工作”，卓溪依然想“再等等港硕的消息”。
前互联网大厂人漂在香港，似乎解决了“身心俱疲”的困境。不再“质壁分离”的他们，仍需要给现实找一个更可靠的锚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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