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30岁来到上海，到现在我91岁，我和上海的情缘始终未断。
我和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情缘。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束鲜花是在上海。1963年，我初为编剧，曾以悲剧《燕燕》和喜剧《秀才外传》随成都市川剧院巡演15大城市来到上海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，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。更令我难忘的是，大上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第一束鲜花。那年月，成都还没有观众献花的习惯。所以，给我献花的两位观众是辗转到后台才找到了我，我受宠若惊，半天都没把花接过来，当时激动得连“谢谢”两个字都忘了说。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。第二件难忘的事是，隔天，上戏的戏文系邀我去和同学们谈谈创作经验。才走出北大课堂没几天的我，竟走上了上戏的讲台。我不是学戏剧出身，当时还在学写戏，可是我就被上海戏剧学院邀请到讲坛上去讲课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台，而且是鼎鼎大名的上海戏剧学院。想想，这件事我怎么能忘记？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上戏的名教授周端木、孙祖平、余秋雨、陈多、胡伟民、叶长海、宋光祖等先后到成都讲学、授课或学术交流。在这一系列的学习中，我知道了编剧该怎么编，戏剧到底是什么等等。1983年，我和叶长海同在昆明开会，我俩聊天特别投机，当时戏曲已跌入低谷。我俩起劲地聊着戏曲，我忧心忡忡、焦虑不已。他却不慌不忙地说戏曲有“可塑性”。可塑性！这三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发，我开始琢磨什么叫做可塑性。什么是可塑的？是不是还有不可塑的？如此等等琢磨着，再认真研究七百多年的戏曲发展史，我终于悟到了戏曲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并努力在实践中去摸索那些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后来，我逐渐构建了一种“无场次现代空台艺术”的戏曲演出形态。而这，都是从叶长海那里生发出来的。他的“可塑性”是我构建这种戏曲形态的“根”。因为他说的“可塑性”，让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塑，使戏曲不是原来的戏曲，却又是原来的戏曲。
我把在上海学来的东西，拼命地学以致用，在实践中去使用、去领悟、去发展。后来，又有时机让我“偷艺”的就是排演《红楼惊梦》。川剧《红楼惊梦》的二度创作团队，是以胡伟民为导演、上戏为主创的团队，由周本义、金长烈、沈利群、李晓筠、韩生、萧丽河、高德兴等人组成。上海剧界名家几乎悉数助阵，使此剧收到震撼观众的效果。在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他们背后，听他们说什么。这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“偷”的还是上海的艺，所以我跟上海的情缘一直延续着。
在中国戏剧浴火重生的八十年代，我组织了27人的庞大“观摩团”，在美琪剧院后台驻扎月余，海绵式吸收戏剧营养并请胡伟民导演来驻地讲课。这次观摩，让成都戏剧界大开眼界，知道了戏曲可变和怎么变。那时候，我提出了“全方位改革戏曲”，“全方位”不仅是剧本，服、化、道、编、导、演都要改。那次观摩囊括了当时成都市戏剧创作的精英队伍，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学习。所以，我们的理念跟上海的艺术界是非常贴近的，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从上海学的。
后来，我的川剧《田姐与庄周》《红楼惊梦》《死水微澜》《欲海狂潮》《马前泼水》《红梅记》《激流之家》《都督夫人董竹君》和小剧场戏曲《卓文君》《马克白夫人》以及我创作的晋剧《烂柯山下》《庄周试妻》和评剧《目连之母》等，都曾在上海演出。《燕燕》曾由上海越剧院两度移植，《死水微澜》曾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移植演出。2023年，我荣获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”。当我前往杭州领奖时，刻意逗留上海，我会见了经常想念的老朋友。我从1963年刚30岁来到上海，到现在我91岁，我和上海戏剧界的情缘始终未断。我决定把我出版的剧作、小说、演出影像和我家的一些藏书捐赠给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。凭多年来潜在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是我那些东西最好的去处。就好像是给我的“老女儿”找了一个好婆家。我终于可以把她嫁出去了，嫁到我放心的地方，所以我非常高兴。我的戏剧人生总算终身有托了，托付给最可靠的亲人了。我在上戏有个小小的书屋，那么，我和上海的情缘还在继续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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